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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疫情的宏觀經濟政策:三主三輔、三增三減
發布時間:2020-05-08 10:21:27  閱讀:240次

新冠疫情對中國的宏觀經濟造成了重大負面沖擊。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率為負6.8%,為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季度負增長。目前全國各地復工復產已經逐步展開,但部分地區與行業的恢復情況還不理想。加上世界其他各國疫情形勢仍然很嚴峻,中國進出口與國際雙向投資因而受到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形勢仍然很不樂觀。

 

為了應對疫情的沖擊,中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后續的政策措施應該還會繼續跟進。筆者認為,應對疫情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確立三個“主輔”關系與三個“增減”關系:經濟救助為主,經濟刺激為輔;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直接補貼為主,減輕稅負為輔;縮減新老基建投資,增加企業民眾補貼;縮減重點產業補貼,增加困難產業補貼;縮減國有企業補貼,增加民營企業補貼。

 

首先談三個“主輔”關系。

 

第一個主輔關系:經濟救助為主,經濟刺激為輔。這是應對疫情沖擊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堅持的指導思想。中國現在面臨的經濟問題,不是由于經濟自身結構問題或經濟周期問題產生的經濟疲軟。因此相應的對策也不是要刺激經濟、熨平經濟周期?,F在的問題是發生了非常劇烈的外在沖擊,部分產業、很多企業的基本生存發生問題,一些低收入民眾的基本生活也遇到重大困難。他們需要的是及時的救助。這應該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

 

第二個主輔關系: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這是指宏觀經濟政策中的兩大政策選擇。為什么應該這樣呢?因為貨幣政策的對象是普適性的,不同企業、不同個人來申請貸款,不同企業的貸款條件是類似的,不同個人的貸款條件也是類似的,差異化不大。但是,疫情造成的影響是結構性的,對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不同個人是不一樣的:很多行業受到的影響特別大,包括旅游、交通、旅館、餐館、電影院,等等;而有些行業,如網購等,不僅沒有受到負面影響,反倒有正面影響。

 

因此,應對疫情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有針對性的,而財政政策可以針對不同經濟主體分別使用不一樣的政策。這并非是說貨幣政策不可用。貨幣政策仍然可以使用,降低利率,增加貸款,幫助企業渡過難關,但它應該是輔助性的。應該以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為主。此外,貨幣政策的貸款畢竟還是要償還的,而現在很多特別困難的企業與個人,需要直接的財政無償援助。

 

第三個主輔關系:直接補貼為主,減輕稅負為輔。這是指財政政策內部的收入、支出政策的選擇。財政收入方面的扶助政策是減輕稅負,這個政策要可以采取,但應該只是輔助措施。這是因為,現在很多困難企業與民眾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收入的稅負問題,而是幾乎沒有收入,甚至入不敷出。財政政策應該以支出政策為主,也就是以增加補貼為主,幫助受到疫情負面影響的行業、企業、個人,渡過這個巨大的難關。

 

其次談三個“增減”關系,即宏觀政策的三個改變。這幾個改變都是針對財政政策的支出與補貼政策而言的,這是因為,上面已經談到,宏觀經濟政策中應該以財政政策為主,而財政政策里又應該以支出與補貼政策為主。

 

第一個增減關系:縮減新老基建投資,增加企業民眾補貼。一些經濟學家提出要搞基建投資刺激經濟,包括老基建、新基建。筆者不贊同這種主張,而認為應該反向操作:要縮減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資支出,要把錢節省下來,用來增加對受疫情負面影響較大的困難行業、困難企業、困難民眾的補貼,幫助他們渡過這個難關。這是因為:基建只涉及幾個行業,而且這些行業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是比較小的,為什么要去刺激它呢?

 

有人說,增加基建投資,可以把其他受疫情影響行業的從業者吸引過來就業。這的確可能會增加一些就業,但增加的數量會很有限,遠遠不能吸納受疫情負面影響的行業的所有失業人員。而且,吸收其他行業的人來就業,還存在轉換成本。疫情之后,這些人員又有很多要轉回到原先的行業。這就會導致兩次轉換成本。所以,搞基建投資會在短期內扭曲經濟結構,而在解決就業問題上作用不大,且成本較高??傊?,應該減少基建投資,增加企業民眾補貼。

 

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基層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動機的影響?;鶎诱賳T喜歡搞基建投資,而非直接給企業、給民眾發補貼。這是因為:搞基建投資,到哪個地方去投資,給誰投資,哪兒投資多一點,哪兒投資少一點,里面有很多講究,官員有很多“撈油水”的腐敗機會;而如果給企業、給民眾直接發放補貼,這種機會就沒有了。這是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政府高層應該認識到這個問題,防止基層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沖動影響政府的正確決策。

 

第二個增減關系:縮減重點產業補貼,增加困難產業補貼。重點產業是指國家產業政策中確定的一些優先發展的產業??紤]目前的經濟困難狀況,應該先把對這些產業的補貼減弱一些,將錢節約下來,增加對困難產業的補貼,維持經濟的平衡運轉。同時,這也能減輕中國與美歐日近年來圍繞中國產業補貼問題產生的劇烈貿易摩擦。中國產業政策近年來導致的內外爭議比較大,今后應加以調整,遵循更加國際化、市場化的發展思路。筆者曾在《聯合早報》與《FT中文網》的多篇評論中對此進行了詳細論述。

 

第三個增減關系:縮減國有企業補貼,增加民營企業補貼。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國有企業在過去幾年來由于“做大做強”政策的扶持,享受的優惠很多,包括土地、資金、原材料等各個方面,獲得了較好的發展。而民營企業不僅享受的政策優惠少,而且在供給側改革方面承擔的成本較高,發展勢頭受阻。盡管2018年底以來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民企的政策,但收效并不明顯。在此次疫情當中,困難最大的也是民企,特別是中小民企。因此,應該縮減對國企的補貼,增加對民企特別是中小民企的補助。這也有助于更好地落實“國企競爭中性”原則,減輕中國與美歐日近年來圍繞國企問題產生的摩擦。

 

以上這些,只是一些原則性的政策建議。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應該由有關政府部門與機構具體加以細化。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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